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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的新形勢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替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翻案，宣佈那次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隨後就在北京出現了大字報熱潮，進一步追究以前鎮壓天安門群眾運動的責任，同時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功過以及現今中共當權人物提出新評價，還出現了在街頭臨事集合的群眾會議和小遊行，高呼民主口號。這情況立即成為世界注目的大新聞。許多人認為中共最高統治層內又發生了新的激烈權力鬥爭，特別是認為鄧小平要取代華國鋒的地位，並且正式開始批判毛澤東了。廿六日起，鄧小平接連幾次對外賓說明中共最高層內團結一致，並且極力為毛澤東辯護；十二月一日，批毛運動顯然開始受到官方壓制。於是上述推測被否定了。不過，這並不表示這半個月內北京的種種政治現象沒有重大意義，並不表示中國政治形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包括華鄧的相對政治地位的變動在內，但不僅僅是這方面。

    北京的大字報和聚集在「民主牆」前的群眾，已經公開表明他們把鄧小平當作最值得擁護的領袖，有人公開要求鄧小平擔任最高領導者，有人說鄧小平是活的周恩來（周恩來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顯然已經壓倒毛澤東），人民不斷對鄧小平的名字歡呼。反過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卻有人公開表示懷疑。當這一切都不受干預地在外國記者面前攤出來，而且由街頭群眾同外國記者討論過之後，又由鄧小平本人向外國記者解釋：他同華國鋒之間並沒有分歧，華國鋒對天安門事件並沒有責任，他自己並不想當總理，他不贊成人民這樣擁護他，等等。鄧小平談話的口氣以及引起這談話的整個情況都表明：鄧小平實際上不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手下，他已掌握著最高權勢了。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名位雖然表面上不變，兩人的實際地位已顛倒過來，這點已經確定而且公開了。一個名義上不是最高領袖的人成為實際上最有權勢者，並且公開表現出來，這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以前，毛澤東是超凡入聖的絕對權威，你簡直連想象都不能想象會有人公開拿另一個中共領導人物來同毛澤東比較，同樣不能想象會由另一個領導人在人民面前用說話來「保」毛澤東。

    中共最高層內這種新形勢，增加了以後中共統治爆發新危機的可能性。本來，在實行毫無民主的官僚集中制的中共黨內，是必須有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獨裁者來解決黨內分歧（主要是最上層的少數大人物之間的分歧）的。現在這個最高權位一分為二，黨主席變成名不符實了，黨內分歧就容易分別由兩巨頭來代表，因而增加了公開衝突的可能性。上層衝突一公開出來，就給群眾的獨立行動造成機會。

    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已助長了而且必定繼續助長中國民眾對中共的批評精神。一九七六年中共宣佈天安門群眾行動為反革命事件，同時把鄧小平撤職，本來是用政治局名義來做的。據當時的正式公報，四月七日中共政治局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作出了一致的決議。既然如此，現在群眾貼大字報指責毛澤東，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同時這也是擁護鄧小平的一種表現。但鄧小平反而以毛澤東當時已經病重，連華國鋒都見不到他為理由，替毛澤東洗脫，把全部責任推到「四人幫」身上。這樣的解釋自然不能令人信服。正如隨後一張大字報說的：「你能捂住人民的嘴巴，但解決不了問題。」人民心裏很容易追問：是否毛澤東沒有出席四月七日的政治局會議呢？到底有誰出席了會議？當時宣佈決議案是一致通過的，是否屬實？當時根據甚麼理由斷定天安門的群眾行動是反革命行動？為甚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既不在會議上反對，又不在人民面前公開反對？他們當時是否了解真相？調查研究過沒有？為甚麼整個政治局以毛澤東一人的意見為意見？甚至讓「四人幫」假借已經老病糊塗的毛澤東的名義來左右整個政治局的意見？兩年多以來，中共當局一直說毛澤東早已指出「四人幫」有野心，在死前很久連江青都不願見了，現在又暗示毛澤東是在「四人幫」包圍中，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負責保衛毛澤東等中央首長的「八三四一」部隊的負責人汪東興、公安部長華國鋒以及許多軍事將領和行政首長，為甚麼容許毛澤東陷入據說是他本人並不喜歡的「四人幫」包圍中？這一切難道不表明整個中共黨制大有問題？難道不表明整個中共最高當局的行為和語言都值得懷疑？

　　現在的中共當局事實上一直在把「文革」翻案。所有替毛澤東主持「文革」的人物在官方評價中都成為反面人物，而在「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的卻一批批復出和昭雪，鄧小平已預告彭德懷將正式恢復名譽，連劉少奇恢復名譽都露出端倪了。「文革」時期所提倡的一切理論和政策也都被顛倒過來了。「文革」的禍害已在全國人民眼前充份暴露並經官方確定。因此現在有人在大字報上整個地地否定「文革」，並且評價毛澤東一生功過為三七開。人民表現出這樣的批評精神，引起鄧小平憂慮。他連忙出來潑泠水，並替毛澤東辯護。但這種辯護顯然是無力的。他所說的老套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早已包括在人民所承認的七分功勞裏面了。難道一個人有了重大功勞之後，不論犯多大過錯都不重要嗎？至於鄧小平說的毛澤東曾保護他免遭林彪和「四人幫」害死，那只不過表示毛澤東對他還不至於像對劉少奇那樣狠毒而已，卻不能藉此抹煞毛澤東兩度把他打下台而重用「四人幫」的責任。「文革」正確的、全面的評價到底是怎樣，鄧小平和整個中共統治集團現在還沒有提出具體的答案。他們將來也無法提出令人民信服的答案。因為，鄧小平等老當權派的切身利益要求他們對「文革」全盤否定，但把這樣巨大的成案徹底推翻，又對整個中共的威信打擊太大，同時以華國鋒為首靠「文革」機會「坐直升機上去」的一派官僚也不能同意。另方面，「文革」裏真正值得人民肯定的東西，例如反官僚特權的激烈思想，恰是全體中共官僚都不敢重新提出來加以肯定的。所以，在中共統治集團看來，最好是避免對「文革」作全面評價。不過，中共目前又必須收拾「文革」所造成的殘破局面，「撥亂反正」，必須對已在全國流行了十多年的「文革」式的思想、制度、政策、作風進行徹底清算，否則現在的統治就不能穩定，「四個現代化」路線也無法推行。在這個矛盾基礎上，人民自然有機會不斷碰到全面評論「文革」的問題，人民之中最有思想的份子自然就會滋長起獨立的見解和批評的精神。

    從一九五七年所謂「大鳴大放」的時候起，中共一直在對人民的批評精神作戰。「大鳴大放」是人民批評的初試啼聲，很快就被「反右」運動壓制下去了。「反右」的勝利使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極「左」大冒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大躍進。結果變成大躍退，連帶使毛澤東在黨內被削權，並且成為黨內外知識份子諷刺的對象。所謂「文化大革命」，本來就是毛澤東對這些批評者的反攻和報復。「文化大革命」從主要整治那些敢於批評的文人學士（這是使用「文化」兩字的原因）發展到全面鬥爭「當權派」，把全國政洽、經濟和文化機構砸得稀爛，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不可控制，產生懷疑一切的思想。毛澤東本人勝利了，變為古今中外最專制最神聖的獨裁者，回頭來向老官僚招降，實行「三結合」，壓制造反派，重建官僚系統。但這副統治機構一直不穩定，國民經濟及文化更殘破不振，而「四人幫」和「回朝」派繼續鬥爭不已。天安門事件是群眾自發的向毛澤東和「四人幫」抗議的行動，由於欠缺領導而一下子被壓平了。隨著毛澤東死亡和「四人幫」倒台，過去十多年樹立起來的新權威重新受到批評，而且批評越來越激烈。不但毛澤東的神聖權威根本動搖，連整個共產黨都越來越受人懷疑了。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批評精神的鬥爭已經宣告失敗了。他在「文革」中一時的勝利，只換來隨後更快、更徹底的失敗。現在鄧小平、華國鋒集團一面為了肅清「文革」流毒，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得不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號召「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叫人們「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一面又為了維護本身特權而害怕人民真正有獨立思想，要壓制徹底的批評精神，結果陷於進退兩難，左搖右擺。但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趨勢，隨著經濟和文化的進步，隨著國際接觸的增加，人民一定更富於觀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定產生較大的自信心，也就是批評精神一定繼續提高。這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儘管鄧小平宣告中共當權集團決不學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榜樣（這表示他們比赫魯曉夫更軟弱、更反動），中國現在所進入的新階段在本質上正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的蘇聯一樣。在這新階段裏，經濟和文化上會有比較迅速的進步，但同時中共官僚統治層趨向於更保守、更反動、更遠離人民：官僚和技術專家的物質特權迅速增加而且制度化，官僚的個人生活方式更朝向同化於西方資產階級，中共對帝國主義更妥協，對世界革命更進一步叛賣，工農生活雖有所改善，但同官僚層的差距更大，另方面，人們之中敢於公開批評者漸漸增加。

    這個新階段是替未來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準備各種條件的階段，但政治革命本身還不會很快來到。人民已經普遍怨恨毛澤東晚年那樣的統治，富於批評精神的先進分子數目漸漸增多，膽子漸漸加大，但群眾還在迷信周恩來，連先進分子也大多並不例外，還在希望繼承周恩來的鄧小平給人民帶來較好的生活。人民經過十多年動亂後普遍的願望只是安定和逐漸改良。連先進分子一般也沒有考慮清楚如下的問題：為甚麼周恩來和鄧小平當時不公開反對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種種罪行，鄧小平至今還要替毛澤東掩飾和辯護？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嗎？為甚麼「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那樣熱烈響應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號召，難道純粹是受騙，沒有一點反映人民真正有向「當權派」造反的需要嗎？連先進分子也還沒有看到必須整個推翻中共的統治，走一條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道路。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民批判精神的提高都促進政治革命的條件成熟。中國正在走上這條路，但這條路還相當長。